產房

　　楊海亮
　　l936年，生活潦倒的羅爾綱想到了賣文為生。一次，他在《中央日報》的“史學”版發了一篇論文———《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》，裡面引申管同、郭嵩燾的議論，大做文章。沒想到，遭到了胡適一頓嚴斥。在致羅爾綱的信中，胡適寫道:“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。這個題目根本就不能成立。管同、郭嵩燾諸人可以隨口亂道，他們是舊式文人，可以‘西漢務利、東漢務名，唐人務利、宋人務名’一類地胡說。我們做新式史學的人，切不可這樣胡亂作概括論斷……你常作文字，固是好訓練，但文字不可輕作，太輕易了就流為‘滑’，流為‘苟且’。”羅爾綱對胡適的教誨充滿感激，執弟子禮甚恭，不論是問學就業，不時請益。
　　胡適的“不苟且”，也就是他常說的“有幾分證據，說幾分話”。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，有三分證據可說三分話。做學問的人，可以作大膽的假設，但決不可作無證據的概論。
　　l944年，李孝定從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畢業，成了史語所助理研究員。研究之餘，李孝定開始作文，並將一個很有見地的論文投給了史語所的學術“集刊”。孰料，沒過兩日，他便收到了退稿。他懷疑稿子根本就沒有審閱，心裡很是鬱悶。向所里一位前輩討教，對方告知:“按照舊規矩，進所新人，有一定的任務。入所之初，學習為主，不得立刻寫論文，急於發表。”“那要多久呢?”“傅斯年先生要求至少三年。”李孝定這才恍然大悟。他倒也沒有怨氣，而是繼續悉心鑽研，後撰有《甲骨文字集釋》、《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》等著作，被譽為甲骨文研究的“拓荒者”之一。
　　傅斯年要求年輕人“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”，可謂用心良苦。之所以如此，考慮的是年輕一代心浮氣躁，急功近利，渴望一舉成名，往往缺乏後勁，起點也就是終點，這是不足取的。
　　l98l年，錢理群研究生畢業，留校當導師王瑤的助手。王瑤十分嚴肅地告訴錢理群:“很多人會約你寫稿，要你做這樣那樣的有種種好處的事，你自己得想清楚，哪些文章你可以寫，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寫;哪些事可以做，哪些事不可以做，你要心裡有數。不然的話，在各種誘惑面前，你會暈頭轉向，看起來什麼都做了、什麼都得了，名聲也很大，但最後算總賬，你把最主要的、真正追求的東西丟了，你會發現你實際上是一事無成，那時候就晚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悲劇。”錢理群牢記師訓，並身體力行。按照王瑤的教導，錢理群始終淡泊名利，忠於學問。在回顧自己的過去時，他問心無愧:“我的治學之路、人生之路就是這麼走過來的，很艱苦，但也很充實，沒有虛度。”
　　王瑤的意思其實很簡單，就是“沉潛”兩個字。要沉得住，潛下來，沉潛於學術的深處、生命的深處，切切不可嘩眾取寵，切切不可浮躁虛華，因為這是做學問、做人的大敵。
　　幾位大師對弟子的一絲不苟，實際上說的都是一個理:做學問講究博學深思、沉潛把玩，是寂寞中的忍耐，是忍耐中的堅持。所謂“嚴師出高徒”，這話在幾位學人身上都得到了驗證。如今，很多人做學問就像江湖賣藝，敲鑼打鼓，三分本事，七分吆喝，哪能吸引人、服住人?師不嚴，徒不高，也就見怪不怪了。更有甚者，連為師的都只是個花架子，更遑論傳道授業了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大師的“不苟且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