楊海亮
  l936年,生活潦倒的羅爾綱想到了賣文為生。一次,他在《中央日報》的“史學”版發了一篇論文———《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》,裡面引申管同、郭嵩燾的議論,大做文章。沒想到,遭到了胡適一頓嚴斥。在致羅爾綱的信中,胡適寫道:“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。這個題目根本就不能成立。管同、郭嵩燾諸人可以隨口亂道,他們是舊式文人,可以‘西漢務利、東漢務名,唐人務利、宋人務名’一類地胡說。我們做新式史學的人,切不可這樣胡亂作概括論斷……你常作文字,固是好訓練,但文字不可輕作,太輕易了就流為‘滑’,流為‘苟且’。”羅爾綱對胡適的教誨充滿感激,執弟子禮甚恭,不論是問學就業,不時請益。
  胡適的“不苟且”,也就是他常說的“有幾分證據,說幾分話”。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,有三分證據可說三分話。做學問的人,可以作大膽的假設,但決不可作無證據的概論。
  l944年,李孝定從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畢業,成了史語所助理研究員。研究之餘,李孝定開始作文,並將一個很有見地的論文投給了史語所的學術“集刊”。孰料,沒過兩日,他便收到了退稿。他懷疑稿子根本就沒有審閱,心裡很是鬱悶。向所里一位前輩討教,對方告知:“按照舊規矩,進所新人,有一定的任務。入所之初,學習為主,不得立刻寫論文,急於發表。”“那要多久呢?”“傅斯年先生要求至少三年。”李孝定這才恍然大悟。他倒也沒有怨氣,而是繼續悉心鑽研,後撰有《甲骨文字集釋》、《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》等著作,被譽為甲骨文研究的“拓荒者”之一。
  傅斯年要求年輕人“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”,可謂用心良苦。之所以如此,考慮的是年輕一代心浮氣躁,急功近利,渴望一舉成名,往往缺乏後勁,起點也就是終點,這是不足取的。
  l98l年,錢理群研究生畢業,留校當導師王瑤的助手。王瑤十分嚴肅地告訴錢理群:“很多人會約你寫稿,要你做這樣那樣的有種種好處的事,你自己得想清楚,哪些文章你可以寫,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寫;哪些事可以做,哪些事不可以做,你要心裡有數。不然的話,在各種誘惑面前,你會暈頭轉向,看起來什麼都做了、什麼都得了,名聲也很大,但最後算總賬,你把最主要的、真正追求的東西丟了,你會發現你實際上是一事無成,那時候就晚了,那才是真正的悲劇。”錢理群牢記師訓,並身體力行。按照王瑤的教導,錢理群始終淡泊名利,忠於學問。在回顧自己的過去時,他問心無愧:“我的治學之路、人生之路就是這麼走過來的,很艱苦,但也很充實,沒有虛度。”
  王瑤的意思其實很簡單,就是“沉潛”兩個字。要沉得住,潛下來,沉潛於學術的深處、生命的深處,切切不可嘩眾取寵,切切不可浮躁虛華,因為這是做學問、做人的大敵。
  幾位大師對弟子的一絲不苟,實際上說的都是一個理:做學問講究博學深思、沉潛把玩,是寂寞中的忍耐,是忍耐中的堅持。所謂“嚴師出高徒”,這話在幾位學人身上都得到了驗證。如今,很多人做學問就像江湖賣藝,敲鑼打鼓,三分本事,七分吆喝,哪能吸引人、服住人?師不嚴,徒不高,也就見怪不怪了。更有甚者,連為師的都只是個花架子,更遑論傳道授業了。  (原標題:大師的“不苟且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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